餘華：我是怎樣走上文學路的

餘華：我是怎樣走上文學路的

餘華自其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後，便接二連三地以實驗性極強的作品，在文壇和讀者之間引起頗多的震撼和關注，他亦因此成爲中國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

當作家最初有功利目的

談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餘華毫不迴避當初的選擇有一定的功利性。“畢業以後我幹牙醫，一干就是５年，一點不誇張地說，這五年我拔了至少有１萬顆牙，每天７點就上班，幹８個小時，感覺自己就像籠子裏的鳥。有時我站在窗戶前，發現隔壁文化館裏的人成天在街上閒逛，我就問他們不用上班嗎？他們告訴我這就是工作，我當時就想：‘這工作好’。後來我問文化館裏的一個朋友：‘怎麼樣才能進文化館工作？’他告訴我寫小說吧，我想我認的漢字也有五千多個了，做音樂、畫畫不行，寫小說大概行，於是我就開始寫小說了。”

開始寫小說的餘華在文學道路上有些幸運，他的一篇短篇小說被《北京文學》相中，請他到北京進行修改，這在餘華當時所在的海鹽縣是件大事，用餘華的話說：“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是我們縣第一個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來後縣委宣傳部的人說我是個人才，不能讓我再幹牙醫了，幹什麼呢？進文化館吧，這一下滿足了我的願望。”

沒有冠冕堂皇，卻是那麼的真實，這就是餘華。餘華說他到文化館第一天上班時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結果到單位一看自己竟然還是第一個上班的，於是他心裏第一個念頭是：這個單位我來對了。此後他開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到後來成了每個月只有領工資的時候纔去單位，最後乾脆辭職，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

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點，有時候還願意拉上一些同行，餘華在說完自己從事寫作的原因後又補充了一段：“後來我發現我們這批人裏面和我一樣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幾個人去意大利，主辦方讓我們寫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爲掙錢買一雙皮鞋，王朔則是爲了換個工作，和我一樣，誰也不比誰好多少。”

不過自嘲歸自嘲，但和每一個成功的作家一樣，餘華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是嚴肅的，“現在我寫作已經完全是因爲熱愛，沒有一點功利性。其實作家在從事寫作的時候，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有功利的一面在內，但當他真正進入到這個領域之後，功利性就會慢慢消失了。”

一個好作家首先是一個好讀者

餘華雖然因爲“文化大革命”沒有接受正規高等教育，但廣泛的閱讀讓他有着深厚的文學底蘊。他自己稱自己的寫作最初受川端康成的影響，而後卡夫卡的着作又讓他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川端康成讓他學會了細節的描寫，而福克納又教會了他如何描寫心理。不妨讓我們來聽聽他對幾位大師的感受:“傑克·倫敦的一句話，讓我受益匪淺，那句話就是:寧願去讀拜倫的一句詩，也不要去讀一百本文學雜誌。這是20世紀80年代初我讀到的話，當時我明白應該去讀經典名着，而不要僅僅去讀文學雜誌，現在看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我開始讀外國小說的時候讀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川端康成的筆法給了我極大的影響。記得他有一篇文章，寫一位母親坐在已經死去了的女兒的牀前，結尾是這樣寫的:女兒的臉，生平第一次化妝，真像一位出嫁的新娘。這種比喻對我影響極大，讓我知道了以後在寫文章時比喻應該向哪個方向走。“但凡大師都注重細節，魯迅就是這方面的大師。在《孔乙己》的開頭，一句話就把孔乙己的社會地位交代清楚了:咸亨酒店的格局，穿長衫的是坐在裏面的，穿短衫的是坐在外面的，而孔乙己是惟一一個穿長衫坐在外面的。魯迅在這篇文章裏最棒的一筆是寫孔乙己被打斷腿後來酒店的場景，當時他攤開手，手裏有幾文銅錢，這時魯迅用一句話點明瞭孔乙己是怎麼來的:他滿手是泥，原來他就是用這雙手走來的。這一細節的描寫說明了魯迅的偉大，可以說這篇文章如果不寫孔乙己是怎麼來的，魯迅就不能稱之爲魯迅[]。“我一直迷戀川端康成，直到最後有些走投無路了。幸運的是我碰到了卡夫卡，讀到了他那篇《鄉村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的那匹馬，當時我奇怪，怎麼這匹馬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後來我認識到，作家應該是自由的，可以說是卡夫卡解放了我寫作的能力。“教會我如何去寫心理描寫的是美國的福克納，這個本領讓我可以用一輩子。我讀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說，描寫一個人殺人後的心理。他全部採用了客觀的視覺的描寫，看完這篇小說，我總結的心理描寫是:讓心臟停止跳動，讓眼睛睜開，去看。真正要寫一個人的心理，恐怕一百萬字也不夠。雨果說過，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靈。確實是這樣，內心的寬闊不是可以去描寫的。”餘華自己稱他一直堅持在讀一些文學名着，在他看來，真正的文學作品，能給人極大的改變，改變你的想法，改變你感受的能力，甚至改變你的思維。他對此的總結是:作爲一個作家來說，他有一個重要的身份，就是一個讀者。任何一個作家他首先是一個讀者，一個優秀的作家首先是一個優秀的讀者，他能夠體驗文學作品中的力量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讓筆下的人物自己說話

很多人看了他的書後問他關於書中的人物描寫是否有他的影子，對此，他一再強調人物是人物，而作者是作者。在自己的創作道路上，餘華給自己分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剛開始寫作到上世紀90年代寫的三部長篇之前，對於這個階段，餘華稱自己的寫作風格爲“霸道”，“這段時間裏我創作的時候是抱着人物不說話的態度，我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進入20世紀90年代，當餘華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有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筆下的人物開始突然說話了，“我當時很奇怪，因爲這並不是我想說的，但他的確從我的筆下寫出來了，當時的感受是我只是在記錄着。”雖然還一直剋制着，但小說中人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話語越來越多了，《活着》就越來越多，“到《許三觀賣血記》的時候，我就完全放開了，隨着人物走，讓我筆下的人物自己說話。這種感覺非常地美妙，我當時發現人物是有生命的。”餘華把這段時間稱之爲第二階段。雖然一直咬定作家與筆下的人物是兩回事，但餘華也承認童年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很大，比如在《活着》中關於人物的描寫，他認爲現在20多歲的小說家不會再這樣寫了。“童年的經歷對一個作家有着一生的影響，童年對世界的印象就像是一張白紙在複印機裏一下複印下來一樣，而我後來所做的工作只不過是在局部做一些修改。”在餘華的文章中，乾淨、簡潔是他的一大特點，那麼這一特點是怎麼來的呢?餘華的答案是:音樂。“我以前不願意寫長篇，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書，看了後面忘了前面，我一直認爲太複雜。但有一次我聽到了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我發現如此宏大、如此豐富的一部交響樂，採用的音樂卻是如此地簡單，給人以極大的震撼。這讓我受到了很大的啓發，發現單純是如此地有力量，後來的《許三觀賣血記》我就嘗試着用這種風格來寫，儘量把語言用得簡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