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聶隱娘》導演侯孝賢的故事，第68屆戛納最佳導演獎

侯孝賢，臺灣電影導演、監製及編劇，臺灣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5月24日晚，侯孝賢憑藉電影《刺客聶隱娘》獲得第68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來講述侯孝賢的故事：侯導，孝賢

作者：賈樟柯

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獲得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我是在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讀到這條消息的。那年整整一個春夏，特別是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已經養成了每天下午騎自行車出門，到報攤上等候新消息的習慣。北京沒有動靜，倒是臺灣傳來了新聞。

1.悲情入心

記不清是在一冊類似《大衆電影》的雜誌上，還是在一張類似《參考消息》的報紙上，我讀到了《悲情城市》獲獎的消息，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我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爲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

《悲情城市》的介紹還沒有讀完，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很多年後，有一次和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布聊天，他的一個觀點讓我深以爲是，他說：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麼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屬於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於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大陸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僅憑這個動盪的故事和憂傷的片名，我把侯孝賢的名字記在了心裏。

黃昏時分一個人騎着自行車回家，對《悲情城市》的想象還是揮之不去。那天，在人來車往中看遠山靜默，心沉下來時竟然有種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間的感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這個詞，這個詞陌生卻深深感染了我。就像十二歲那年的一天晚上，父親帶回來一張報紙，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在中學當語文教師的父親看過後連聲說文筆真好，他大聲給我們朗讀：「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從小接受革命語言訓練的我們，突然發現我黨的領導人在給國民黨反動派寫信時恢復了舊社會語言，他們在信裏稱兄道弟，談事之前先談交情。這讓我對舊社會多了一些好感，政治人物感慨命運悲情時用了半文半白的語言，「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這樣聽起來文縐縐的過時語言，卻句句驚心地說出了命運之苦。這語言熟悉嗎？熟悉。這語言陌生嗎？陌生。是不是臺灣島上的軍民到現在還用這樣的方式講話？

1949年，「舊社會」、「舊語言」、「舊情義」都隨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退守到了臺灣，出生在「新社會」的我，此刻爲什麼會被「悲情」這樣一個陌生的詞打動？對，這是我們深埋心底，紅色文化從來不允許命名的情緒。就像看到侯導的名字，「孝賢」二字總讓我聯想起縣城那些衰敗院落門匾上，諸如「耕讀之家」、「溫良恭儉」的古人題字。我隱約覺得在侯孝賢的身上，在他的電影裏一定還保留着繁體字般的魅力。

再次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已經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學着寫了幾篇小說，竟然被前輩作家賞識，混進了山西省作協的讀書改稿班。改稿班的好處是常能聽到藝術圈的八卦傳聞，當時沒有網絡更沒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飛語都靠口口相傳。有一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我們上完課就匆匆離去，說要趕到離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出門前編輯丟下一句話：這電影是臺灣人投資的，監製侯孝賢也在。

我搞不清楚監製是種什麼工作，但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心裏還是一動。原本只在報紙上讀到的名字，現在人就在山西，離我一百二十里。我想問北京來的編輯能不能向侯孝賢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話到嘴邊卻沒有出口，就連自己都覺得這個請求太幼稚。那是對電影還有迷信的時代，一百二十里的距離遠得像是在另外一個星球。

1993年，我終於上了北京電影學院，離電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舊學報上偶然讀到一篇介紹侯孝賢來學院講學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幾張侯導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導的樣子，他的容貌竟然與我想象的非常相近：個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體裏彷佛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護身的雅緻，正是那種一代宗師的面相。文章講到侯導將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貝捐贈給了北京電影學院，這讓我一下子有了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