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心得精選三篇

《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心得精選三篇

導語：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黃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筆觸分析一個皇朝從興盛走向衰頹的原因，那麼你們對這本書瞭解多少了呢?下面是本站的小編帶來的關於萬曆十五年讀後感，希望對你有幫助哦。

【第一篇】

萬曆十五年 ，明王朝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這個時候，張居正也死了，張居正的功績也被朝廷在表面上否定了。但擁有獨立立場的知識分子已經很清楚，他的功績必然要被否定，儘管他的確爲這個死氣沉沉帶來了一絲波瀾。

歷史，不會因爲一個人的行爲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在某種制度下，歷史就有了自己的軌跡，個人的作用會對這個軌跡有部分的調整，但很難做到根本性的改變。

災難深重的中國，自從安史之亂後，就走上了自己未來一千年的必然之路。

唐朝士人的利益分歧，引導了當時的官僚機構，府兵機制和地方駐兵機制，終於帶來了地方割據的狀態，也終於最終埋葬了唐王朝。而糾正過枉的宋王朝，強調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強調程朱理學對思想的絕對控制，地方文官制度，雖然使中國走向了大一統，而管理制度的大一統，也伴隨着思想意識形態的大一統。不在這大一統思想意識之外的，統統被排斥爲異端。而這些管理制度和意識形態，是基於士人的利益，也就是土地擁有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基於土地利益，這當然大大促進了中國農業文明的大力發展。但也引起了土地的大規模兼併。而在明王朝，張居正卻試圖推行一條鞭法。

明代中葉後賦役方面的一項重要改革。主要是總括一縣之賦役，悉併爲一條，即先將賦和役分別合併;再通將一省丁銀均一省徭役，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最後將役銀與賦銀合併徵收。代表了16世紀明代管理者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各種努力:徭役完全取消;裏甲體系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含義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稅都將併入田賦之中。而納稅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差徭和田賦，對農民來說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剝削。在未實行一條鞭法以前，差徭之中雖然有一部分攤派于田畝，但所佔比重很小。實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由戶丁負擔的部分縮小，攤派于田畝的部分增大，國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攤丁入地的性質。它不只減少了稅目，簡化了賦役徵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賦役性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具體反映了兩個過渡，一是現物稅和現役制向貨幣稅過渡，一是戶丁稅向土地稅過渡。

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條鞭法的出現具有一定歷史意義。首先，明代中葉後，由於官紳地主的劇烈兼併，各里之間的土地多寡日益懸殊，原以裏甲爲編審單位的徭役制使民戶的負擔越來越不平均，不少農民破產逃徙。改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編審單位由裏甲擴大爲州縣，對裏別之間民戶負擔畸輕畸重的現象有一定調節作用，使由賦役問題產生的階級矛盾暫時緩解，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其次，明初爲保證賦役徵發而制定的糧長制和裏甲制，對人戶實行嚴格控制，嚴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動自由。一條鞭法的實行，使長期以來因徭役制對農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關係有所削弱，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另外，相對明初賦役制而言，一條鞭法較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具有一定促進作用。賦役的貨幣化，使較多的農村產品投入市場，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爲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所以，一條鞭法是在根本上觸動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張居正以優秀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所做的對中國有利的一切，必須被否定。

在後世的清王朝，雍正皇帝以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推行着類似的制度，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所以，從後世的眼睛裏，雍正一定是個暴君，一定是個叛逆者。而偉大的乾隆皇帝，將此政策有所折扣的繼續推行，既享受了該政策帶來的巨大利益，也享受了土地所有者對他的所有褒譽，以十全老人自居。雍正，康熙兩朝時間，在新政治體系的推動下，中國經濟取得了極大的發展，而人頭稅的免除，終於引發了中國的人口迅速增長。這在當時的中國國情下，這些都是正面的，積極的。在清王朝前期由於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中國國土面積也取得了空前的拓展，新疆、蒙古、西藏這些地方終於併入了中原。而在此之前，這些地方最多是附屬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土地歸於農民是一個重要的目標。而革命的結果，還是保留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土地公有制。農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要交納農業稅，一直到不久的幾年前。

而在這個階段，土地作爲生產要素的作用已經下降到了一個很低的程度，不在關係到民族的存亡和國家的安定。所以，在這個階段，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換種方法來實現土地的價值。土地的所有者在保護農民利益的口號下，不飽和的供應着工業用地和商住用地，不斷地推高土地和土地附屬物:房產和廠房的價格，也推高着產業成本和生活成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土地擁有者的利益還是繼續得到保障。

綜觀一千年來中國土地制度的變化，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如封建王朝的土地兼併，始終對經濟的發展，有着巨大的阻礙作用，而土地所有者的分散，對經濟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當然，在某種技術條件下，農民不離開自己的土地，也會阻礙經濟的發展，所以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最終使英國成爲日不落帝國。

這讓我想起了我在美國的一個見聞。據說美國政府在推行土地開墾政策的時候，將土地以每英畝一美圓的價格賣給農民，以鼓勵農民來開發土地。而在政府進行高速公路建設徵地的時候，感恩的農民將需要被徵用的土地無償地歸還給政府使用。

而在中國，政府以不飽和供應和拍賣的形式，將土地的價格推到極限賣給需要使用土地的人，而農民在得知政府要徵用自己的土地時候，卻趕緊在土地上加蓋建築，以向政府索要更多的補償。

【第二篇】

歷史學領域，向來就是一個意見不同，紛爭不斷的學術領域。但是無論如何，思想的衝突還是有益於文化的進步與發展——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一書，即是爲明代歷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爲了歷史學領域提出了一個應當注重的話題——“大歷史觀”。盡然，書中的一些觀點不會被通篇認同，但是其意義，可謂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書中所說，1587年，在中國則爲明萬曆十五年，次歲丁亥年，所發生的要事可謂寥寥無幾，而其程度則以震撼全國朝野上下的事件，則更顯得屈指可數。整個國家都在承平與祥和的氣息中度過。然而，史官與歷史學家都沒有注意到，儘管沒有關於要事大篇幅的記錄，但是在他們筆下的一次次集會、早朝、經筵、會議、談話，在大量日復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們的王朝正在經歷着它的潛移默化的改變——而一般而言，潛移默化的改變，其影響甚於一次集中的矛盾總爆發。事實上，在1587年所發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經失去了一次關乎它未來命運走向的變革機會，並且步入了它命運的最後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夠維持國家運轉的，有幾種東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堅，無論官員如何之平庸，但是由於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麼整個國家還是在欣欣向榮地發展着;其二，乃是社會道德的制約，道德雖是無形之物，然而卻是一種巨大的約束力，統治者如果能夠靈活運用道德力量管理國家，那麼儒家“大同”的構想就能夠全面實現了。其三，也就是潛規則。這種構成於各種集體的規則，成型與完善與各種遊離與法令與條例之外，雖然它不是標準的形式規則，但是仍然是維持文官平衡的重要點。現在，我們的大明王朝雖然集這三者於一身，但是第一種，即制度，已經顯得死板而不合時宜，既無法控制地方，又無法領導中樞。所以，留給萬曆皇帝和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們的，只有軟弱無力而缺乏條理的儒家道德與官場內部籍以維持秩序的潛規則。

制度的不適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徵，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哀之一。緩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種關係鏈條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們的明朝對於國家的治理只能夠維持到“平穩”而無法將其晉級爲“盛世”，一旦戰爭來臨，整個國家都會由於調度不一與指令相斥而混亂不堪，1619年的遼東，正確的證明了這一點。

當制度不堪修補，社會的推動力已然消失之時，再強有力的改革也顯得無濟於事。用書中結尾的話來說，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這些人，雖然擁有着不同的抱負與藍圖，但是由於整個國家已經沒有了動力，那麼“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是宴安耽樂，首輔的調和或者是獨裁，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還是習於苟安，文官的貪墨舞弊還是廉潔奉公，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取得有意義的成就。”並且書中還提到，整個國家的悲劇所造就的結果，就是一個個個人的悲劇——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則身敗兼名裂。這些小成分，構成了整個國家的悲劇。

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數千年前的歷史時，也許更會對於人物在整個歷史環境下的處境而唏噓感嘆乃至同情。因此，我們也應該以更高遠的視角，去探尋那些人物心理中複雜而不爲人知的一面。

【第三篇】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翻開讀到孤單的將軍——戚繼光，讀到首輔張居正，讀到萬曆皇帝。曾有人感嘆道:“歷史竟然可以這麼寫!”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爲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着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爲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不能決斷，而立儲之事成了他的爆發點，於是他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往往隨着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更不能說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裏，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啓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啓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讀到張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從1587年至今，歷史已飄過四百多年，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社會浮躁心態也被廣泛詬病。如何保持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快速崛起的中國沒有涌現出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是值得我們警醒的，甚至於哲學這門學科也在走向沒落邊緣。在關注經濟發展、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同時，更要創造一些有利條件，讓我們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實現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翼齊飛、哲學發展與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