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所羅門TED演講：你是那麼不一樣，但我依然愛你
你是那麼不一樣，但我依然愛你
“就算拋開宗教信仰的因素，同性戀也是性濫交的代名詞。它是可悲的，次等的，一種現實的替代品，是人生中一段令人遺憾的旅程。
因此，同性戀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治療，因爲只有少數人爲此受難，同性戀只值得視爲一種有害的疾病。”
上述的話選自1966年發行的《時代》雜誌，那時我只有三歲。但是就在去年，美國總統站出來表示支持同性戀婚姻。
我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實現這種態度的轉變？曾經的疾病是如何成爲現在的一種身份認同？
當我差不多六歲的時候，我和媽媽還有弟弟去一家鞋店。最後，當我們付款買鞋子的時候，售貨員告訴我們每個人可以挑選一個氣球帶回家。
我的弟弟想要一個紅色的氣球，我想要粉色的氣球，而我的母親說她覺得我應該選一個藍色的氣球，但我說我想要的毫無疑問是粉色的氣球。
她提醒我，我最喜歡的顏色是藍色。其結果是，我現在最喜歡的顏色是藍色，但我依舊是個同性戀者。這既反應了母親對孩子的影響，也反應了這其中的侷限性。
當我很小的時候，母親曾經說過“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世界上其它一切感情都無法比擬的，只有當你擁有自己的孩子時，你才能體會到。”
我小的時候，把母親講的關於撫育我和弟弟的這段話當成是世界上最高的稱讚。當我成爲一個青少年的時候，我想我是同性戀，所以我可能不會有自己的家庭。
當母親說那些話的時候，我就會感到很焦慮。當我的事公之於衆後，母親還重提此事，我感到很惱火。
我說：“我是同性戀。我不會走那條路。我希望你不要再說那些話了。”
大約二十年前，《紐約時報》主編讓我寫一篇關於聾人文化的文章。我感到驚訝，我原以爲耳聾就是一種疾病，那些可憐的人呀，他們什麼都聽不見，如果他們聽不見，我們能爲他們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走進了聾人世界，我去了聾人俱樂部觀看了聾人的表演，我甚至去了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美國聾人小姐”選秀賽，居然有人抱怨她們甜膩的南方手語“口音”。
隨着越來越融入聾人世界，我開始相信耳聾是一種文化，並且聾人世界中的人也說，“我們不是聽力不健全，我們是一種文化。”
這是可行的，這不是我的文化，我也沒想衝過去加入這種文化，但我欣賞它是一種文化。對其中的成員而言它的價值就如同拉美文化，同性戀文化或猶太文化它甚至可以和美國文化相媲美。
我朋友的朋友有個女兒，是個小矮人。當她女兒出生的時候她突然發現她要面對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使我產生共鳴。
她當時面臨的問題是——該如何對待這個孩子？她應該說“你和其他人一樣，只是矮了點兒？”還是去試圖建立某種小矮人身份認同，加入美國小個子聯盟開始瞭解矮人生活圈的那些事？
然後我突然想到大多數耳聾孩子的父母都是聽力健全的，那些聽力健全的父母總是試圖去治癒他們的孩子。
那些聾人要差不多到青春期的時候纔開始接觸聾人羣體，大多數同性戀者的父母是異性戀，那些異性戀父母常常希望他們的孩子表現得如他們認爲的主流世界所期望的那樣。那些同性戀者不得不長大後才尋找身份認同。
再說說我的這個朋友面對這些關於她小矮人女兒身份認同的問題。然後我想，又是這樣一個認爲自己正常的家庭有着一個特殊的孩子。
我想，事實上身份認同分爲兩種類型，有垂直身份認同。從父母到孩子，代代相傳。也有像是種族，國際，語言，宗教。你和你的父母，孩子擁有共同點，而有些身份較難識別，但並不需要嘗試去改變。
你可以爭辯說，在美國作爲有色人種生存艱難，儘管我們現任的總統是有色人種。確實，沒人試圖去保證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的孩子們生來就有着奶油色的皮膚和金黃的頭髮
還有一些身份認同是你從同齡人羣中獲得的，我稱它們爲水平身份認同。因爲和同伴一起活動，接觸，是所謂的一種經驗。
這些身份認同與你從父母處得來的不同，你需要通過接觸同伴自己發掘這種身份認同，我指的是水平身份認同就是人們最希望去治癒的部分
我想要研究的是，這是怎樣的過程，有着這些身份認同的人們是怎麼和他們保持好的關係的。
在我看來，有三種不同程度的接受。這三種是，自我接受，家庭接納，社會接納。
它們並不一定同步發生，很多時候，這樣的人很易怒。因爲他們覺得，他們的父母並不愛他們。
真實的情況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們最理想的愛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間那種無條件的愛，但接受是需要時間的。
我認識的一個小矮人名叫克林頓布朗，他出生的時候就被診斷爲畸形侏儒症。他的殘疾非常嚴重，他的父母被告知，他永久喪失行走能力和語言能力。
他也沒有獲取知識的能力，他甚至也不會認識他的父母。醫院給他父母的建議是把他留在醫院，他可以在那裏平靜地離世。
他的母親說，她不會這樣做。她把兒子帶回了家，儘管她沒有什麼學歷，也不是很富有，她還是找到了治療畸形侏儒症全國最頂級的醫生。
她讓克林頓接受治療，他的童年經歷了30次重大外科手術，他一直待在醫院裏，而正是這些治療過程讓他現在有了行走的能力。
他在住院期間，醫院請了家庭教師來指導他的功課。他學習非常努力，因爲他沒有別的事可做。最終，他達到了他家庭內任何成員都從未達到過的高度，他是家庭成員裏第一個去上大學的人。
他住在學校宿舍，並且自己開車—一輛爲他身體狀況特別製造的汽車。
他的母親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去了家附近的大學。她說“我看到了那部車，一眼就認出來是他的車子，停在一家酒吧的停車場，“（笑聲）“我想了想，他們六英尺高，他三英尺高他們喝兩瓶啤酒，在他那裏就相當於四瓶啤酒。”
她說，“我知道我不能走進去打擾他，但我回家之後，給他發了八條短信。她說，“我想在他出生的時候，如果有人對我說，我未來的擔心是他會和他大學友人酒後駕車。”
我對她說，“你覺得你做了什麼幫他成爲一個有魅力、成功、精彩的人嗎？”她說，“我做了什麼？我愛他，就這樣克林頓一直都有這樣的光芒，他的父親和我很幸運，最早看見了他的光芒。”
我要去引述1960年代另一家雜誌刊載的話，這是1968年出版的大西洋月刊，美國的自由主義之聲，作者是知名的生物倫理學專家。
他說，“對於遺棄唐氏綜合症的嬰孩，我們不必感到內疚。無論是將其送到療養院去，或者用更負責也更致命的方式。這很可悲，也很可怕，但不需要有罪惡感。真正有內疚只源於侵犯人，而唐氏綜合症患者不是人。”
關於同性戀者處境的大幅度進步，已經有很多文章就此發表觀點。每天都有頭條報導人們對同性戀的態度已有所轉變。
但我們遺忘了過去是怎麼看待不同於大衆的人，忘了過去是怎麼看待殘障人士的，忘了我們曾經多麼不人道，在那些方面的改變幾乎同樣激進，我們卻未給予更多的重視。
我採訪過羅巴茲家族的湯姆和凱倫夫婦，他們當年是年輕有爲的紐約人。在得知他們第一個孩子患有唐氏綜合徵時大爲驚訝，他們認爲兒子並未得到應有的教育。
於是他們決定成立一個小型教育機構。兩間教室裏，他們開始和其他的父母一起教育唐氏綜合症兒童。多年後，該機構發展爲庫克中心，現在有成千上萬的智障兒童在這裏接受教育。
自從大西洋月刊刊載了那片文章以來，唐氏綜合徵患者的壽命增加了兩倍。唐氏綜合徵的人，有些是演員，有些是作家，有些在成年後能完全獨立生活。
羅巴茲夫婦的貢獻很大，我問他們：“你們會遺憾嗎？你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沒有唐氏綜合徵嗎？是否希望從未聽說過這種病症？”
有趣的是這位父親說，“嗯，從我們的兒子大衛角度來看，我感到遺憾，因爲對於大衛來說，這個世界裏唐氏患兒的路走得非常艱辛，我想要給大衛更輕鬆的生活。但我認爲，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唐氏症患兒，會是很大的損失。”
凱倫羅巴茲說：“我同意湯姆的看法。爲了讓大衛活得更自在，我會想瞬間治癒他的唐氏綜合症。但對我來說，23年前他剛出生時，我絕不相信我能走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