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我失去了我的報曉雞

張賢亮：我失去了我的報曉雞

“五一黃金週”期間，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出上海許多“老建築”在節假日免費向市民開放。電視畫面上那些“老建築”前排起長隊，遊人絡繹不絕；報道說市民們興趣盎然，紛紛表示希望今後延長免費參觀時間，而物業管理者又出面說明，爲了營業需要，很抱歉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云云。而我實在對這些興趣不大，即使那些是我兒時經常出入的地方，有可緬懷的往事。今天進出那些“老建築”居然要買票，是我兒時絕對想不到的。每當我在西北黃土高原回憶兒時的上海，只是一首歌曲，歌詞的開始竟是“糞車”！

就是這“糞車”令我驚訝，印象之深，至今念念不忘。我六歲以前，已經在重慶鄉下受過兩年私塾教育，啓蒙就開講《左傳》的《鄭伯克段於鄢》。那是《古文觀止》的第一篇。牙牙學語、結結巴巴地念着“之乎也者矣焉哉”，讀其音而不知其義。囫圇吞了一半，到了上學的年齡，母親將我送進正規小學。一年級的課文是“來來來，大家都來上學堂”之類，從頭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認得了。看見同學們搖頭晃腦如魯迅先生描寫的“放開喉嚨”“人聲鼎沸”地念我認得的字，頗有一種優越感，於是就找課外書來讀。家中除篋藏的線裝書，還有很多“閒書”，都是大人隨手買的小說詩集。那些閒書啓發了我幼稚的想象力，讓我進入一個虛幻的世界。茨威格筆下賭徒蒼白而纖長的手指，常在我眼前神經質地顫動；我也能聽見《戰爭與和平》中小姐們的裙裾作響；我記得那時就看過今天仍很暢銷的《飄》，還有一本現在再也找不着的題爲《琥珀》的英國小說，“非典”時期我曾想起它，那裏面有十七世紀歐洲鬧“黑死病”的可怕場面；當然還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劍客的瀟灑。書裏的字雖是印在薄薄的劣質黃草紙上，紙面凹凸不平，出扎手的稻草秸杆，但一個一個字似乎都經過了過濾，沒有一絲污穢，字字遺世獨立，潔淨挺拔。那種字堆砌成的人物，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樣也會吃喝拉撒的。而到了上海，聽到了這首歌曲，一下子把文學拉到我身邊，或說是開拓了我的文學視野：“糞車”居然可以入詩，並且在歌中讓人感到那麼活潑有趣而且親切。這首歌的曲調我還能哼得出來。它是這樣唱的：

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跟着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妙不可言！我們舉家“逃難”到重慶後，日本人還不放過“大後方”，天天有飛機來轟炸，那時叫做“躲警報”，全家又搬到重慶南岸的鄉下。現在，重慶南岸已是一片繁華，尤其在夜晚，燈紅酒綠，臨江倒影，有“小香港”之稱。

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那裏卻是典型的村野風光，小學校也沒有，所以我才上了私塾。重慶鄉下一年四季都有綠色的植被覆蓋，這個季節在這裏，另個季節在那裏，變換騰挪，多姿多彩。綠的莊稼菜蔬清新可人，褐色的泥土給人一種紮實的溫暖。傍晚和清晨，炊煙四起，皂莢樹結的皂莢，重慶人叫它“皁角”，當肥皂用來洗滌衣裳。那必須在一溪清流旁邊，把灰黑色的皁角塗抹在衣裳上，拿根木棒將衣裳翻過來掉過去反覆捶打，污垢便隨水而去了。“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夕秦天一雁來，梧桐墜葉搗衣催”，古人吟詠的“搗衣”，便是這種場景。杜甫也有“萬戶搗衣聲”的詩句，但那集體的行動聲勢太浩大，應該是一個女子在一流小溪邊“搗衣”，迴盪於兩岸之間呼呼的搗衣聲，纔有孤寂悠遠的意境。除了“搗衣聲”，鄉間還有的就是雞鳴了。“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是膾炙人口的楹聯，更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及“雞鳴戒旦”的雄豪。不論“風雨如晦”或是晴朗無雲，在東方破曉之前，報曉雞總會像現在的鬧鐘一樣定時啼叫起來。報曉雞是農家不可或缺的寵物，它就是家庭的發號施令者。不論家貧家富，各家的報曉雞一律戴着彤紅的高冠，披着絢麗斑斕的羽毛昂首闊步，每時每刻巡視它的領地，儼然是一家之主。在沒有被《半夜雞叫》這篇課文污染之前，報曉雞在我心目中總是神聖莊嚴的。上小學後，因爲路遠必須早起，每天清晨都是它們將我從睡夢中喚醒。高亢的雞鳴或近或遠，或長或短，此起彼伏地四處響起。可以想象到它們伸長脖子，高昂着頭，竭盡全力盡職盡責的英姿。我會賴在牀上聆聽它們的啼聲，彷彿是夢的延續。自古以來，搗衣聲和報曉雞便是“戶”與“家”的象徵，是遠行遊子中的騷人墨客思鄉的承載與寄託。聽見這種聲音，人便會蕩氣迴腸，想蛻變成蛹蜷縮在裏面。鄉音不止是指人們的口語方言與曲調，還應包括故鄉的一切聲音纔對。有搗衣聲，有報曉雞，有鳴禽及狗吠，有牛們的哞哞，有羊們的咩咩，有微風吹過豆棚瓜架，等等等等。

但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所有的鄉音在耳邊全消失了。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繕，一度我寄住在親戚家的弄堂房子，充分體會到“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的貼切。每天清晨，“糞車”便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進駐每條弄堂。不只整部車子從輪到頂都咯吱作響，並且還要喊。那也是命令式的，號召各家各戶把馬桶拎出來。其實，鄉間的搗衣聲有的還是比較沉悶的，在溪水的潺潺聲中流露出搗衣人的哀愁和困頓，聞之令人同情。而倒馬桶及刷馬桶的聲響是一種職業性的操作，竹篾在馬桶裏的涮刷與拍擊，既清脆又響亮，嫺熟的手法如行雲流水一般。加上不論貧富貴賤都要聽其指揮，聞之令人肅然起敬。然後，城市纔敢於鼓譟，各種噪聲好似聽見糞車的發令騰空而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這個句子濃縮了市井的一切喧囂；“賣菜”“賣米”是所有市場交易的起點，世界各大股票市場的股票包括納斯達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爲基準。而從皇帝大臣國家首腦到流氓乞丐無家可歸者都要吃飯，要吃飯就會拉屎撒尿；有人賣米賣菜就必須有人來處理飯菜轉化的排泄物。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更是一個城市最基本的條件。

那時，只有這些“老建築”裏有我們現在所說的“衛生間”，有抽水馬桶和浴缸，上海人叫“衝浴盆”或“汰浴缸”，還有“司門汀”即暖氣。若干年後，我在斯德哥爾摩和巴黎參觀了他們的城市史展覽，才知道這兩個我們今天看來是現代都市典範的城市，在二十世紀前期竟然不比當時的上海進步，或許還稍稍落後一點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爾摩市民還養豬，整座城市就像我們今天的“城鄉結合部”；巴黎則是直到二戰結束後，“衛生間”纔開始普及，二戰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廁的。這有雷馬克的《凱旋門》爲證，拉維克醫生住的是“國際飯店”，衛生間卻要自己掏錢裝備。再遠些時就更不用說了，着名的凡爾賽宮裏壓根兒沒有廁所。只有國王的起居室旁有個小間，當廁所用。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羽毛便會輕輕飄浮起將國王尊貴的糞便蓋住。至於王公貴婦們，可以隨意在花園裏大小便，所以凡爾賽宮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於人的腰部，到處都可作爲人們下半部的屏障。

周遊了西方列國，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跑到上海，並不完全像我們早先被教導的那樣是專門搶奪、專門剝削來的。當然，“剝削”還是會“剝削”的，但同時他們也把他們國家當時最文明的東西移植了過來。上海是他們的新天地，雖被稱爲“冒險家的樂園”，畢竟還是“樂園”。他們在上海搞的東西包括建築在內，全部是他們國家當時的尖端，在他們本國也算是精品。不會因爲這僅僅是塊具有不確定的臨時性的殖民地而胡亂湊合，弄些“假冒僞劣”來搞“豆腐渣工程”。因此，上海才能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成爲“遠東第一大都市”。

我說這句歌詞貼切精確，就在於儘管當年上海市一邊有高樓大廈，有現在被稱爲“老建築”的西方國家的各式各樣的洋房，有電燈電話和有軌電車四處亂跑，外表非常現代化，但骨子裏並沒有真正轉型，還需人力糞車來處理糞便，原始的糞車還承擔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職能。而各家各戶拎回馬桶，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油頭粉面，香風四溢，都必須在一天之內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蕕，如《左傳》中說的，“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也。

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氣，對不起，得等第二天的頭班糞車。虧這位作者想得出來，他一定有不受時空轉換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視野，才能找到這種獨特的視角，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點。而且，這位可敬的作詞家肯定也是剛從農村踏入城市的，“農轉非”不久，不然，他決不會把報曉雞與糞車聯繫在一起，比喻如此生動準確。

報曉雞和報曉雞的替代物“糞車”，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託和承載。離開上海，再沒有聽到過糞車的聲響了。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移民”到黃河岸邊務農以後，又能聽見久違了的報曉雞鳴啼。特別是在我中了“陽謀”被勞改期間，勞改隊周圍農村的家雞們不用“周扒皮”去搗，早於勞改隊長的哨聲就嘶叫起來，那真是“聲如裂帛”，清厲而嚴峻。戴帽發配，荒村野屋，晨雞早啼，霜凍氣冽，冷炕孤燈，披被而起，茫然四顧，襤褸蕭條，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日，重慶上海，搗衣糞車，如煙歲月，恍同隔世，常常不禁涌起徹骨的悽愴感。

現在，糞車絕跡了，“老建築”卻吃香了，這個世界真像上海人說的會“搗漿糊”。我到上海再聽不見糞車的報曉，每次都悵然若失。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後第一次回上海時，曾到我家老宅去“尋根”。本來也應算是“老建築”的法式洋房，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學，花園成了水泥操場，建築物從裏到外都“靈魂深處鬧革命”了，不但面目全非，並且顯出一股失於維修打理的破敗之象，後來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上海朋友曾邀請我去一些“老建築”吃飯喝咖啡，有幾次我還在裏面入住，也是物在情非。建築雖還是那座建築，但細節和感覺卻不復當年，一踏上化纖地毯就令人掃興。因爲這種“老建築”不只外觀要給人以某種獨特感，內部裝修和陳設都要與其配套。每一座建築物都和人一樣，有自己的層次與個性，而化纖地毯馬上降低了它的層次，破壞了它的個性。原先在裏面居住活動的人，雖不能說都像安徒生童話裏的公主，睡在七層牀墊上還能感到牀板上有顆豌豆，但至少隔着鞋襪能感覺出混紡與純毛的不同。細膩的感覺是文明的一個重要內涵，文明不能光剩下一個空殼。

今天，我們終於懂得“革命”並不會增加社會財富，“剝奪剝削者”不過是通過暴力手段將財富的所有權轉移，社會財富不會因“革命”增值。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愛護到手的財富，從項羽到洪秀全都把燒房毀書當作“推翻舊世界”。從歷史上看，被革命者、被剝奪者卻圾少在倉皇出逃時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燒掉，或許他們還幻想“變天”吧。但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貴族從革命者手裏已經騎上馬逃跑，回頭一望，被憤怒的造反者點着火的穀倉裏有個農民的小孩在掙扎，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這說明，有的貴族雖然失去了財富，但不會失去貴族的氣度。其實，至少有部分“老建築”是因貴族、被剝奪者、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氣度才得以保存的。所以，每當我到上海進入這些“老建築”，我會想當年究竟是誰建造的，是誰住在裏面的？住在這樣的建築裏，久而久之，是否不自覺地會被薰陶出一種雅量與氣度呢？以暴力剝奪別人財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眼看着自己財富被別人剝奪而不加以毀壞的人也值得讚賞，因爲有這樣貴族氣質的人，人類文明才得以傳承下來。

只是，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報曉雞了。